小时候，除了看八个革命样板戏，还能看一种独角戏，集自唱、自演、自己伴奏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相当于一个人举办一场说拉弹唱的演唱会，就是琴锣说唱。

前陈后江村有一个琴锣说唱的艺人，叫做洪木海。只见他端坐高台，膝盖上搁着一把二胡，身边放着一只大鼓，还有一个三角架，上面挂着锣和钹。台下的听众以他为核心，围得水泄不通。表演开始，他用嘴说唱，用手拉琴，用脚踩三脚架上的踏板，牵动绳子，绳子上的器具击打挂在上面的锣鼓，作为伴奏。说、唱、拉、击，一人担当，手脚并用；生、旦、净、末、丑，语调不同，性格各异，难度之大，令人称奇。

洪木海的说唱艺术，无师自通。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从小喜欢曲艺，崇拜郑家坞吴大路村一位琴锣说唱老艺人。有一年，他不慎被蛇咬伤，在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动弹不得，百无聊赖。为了解闷，他在床上学会拉二胡。后来，他又学会识工尺谱，用大锣、小锣、笛子、吉子、钹等各种各样的传统乐器，一个人甚至能够代替一个乐队，敲一场婺剧的花头台。

“文革”期间，戏曲和曲艺作为“四旧”被禁止。很多听众腻烦那八个革命样板戏，从心底里喜欢洪木海的琴锣说唱，暗中请他去农家演唱。他唱一夜独角戏，只要两块钱或者几斤米，都是为首者挨家挨户去凑钱，五分一角，多少随喜，如果凑不够，只好自己垫底。

洪木海怕被公社干部发现，进“学习班”，就躲起来，避而不见。特意前来邀请的见不到他的人，撂下狠话：“他就是躲在灰膛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盛情难却，他只好在农闲季节、下雨天或者晚上，偷偷出门说唱，包括《碧玉簪》、《双狮图》、《沉香扇》等剧目，尤其擅长演唱小花脸。

与外乡相比，山区的文化生活更加贫乏，洪木海的说唱更受欢迎。一九六六年，也就是他二十九岁那年，又一次到深山冷坞的小山村傅宅江西坞去说唱。应村民的一再要求，他唱了又唱，一连唱了十来个晚上。他看中村里一位年方二十的漂亮姑娘，经人说合，如愿抱得美人归。

洪木海精力过人，晚上出门唱戏，白天依然参加生产队劳动，劳动唱戏两不误。他脑子灵光，记忆惊人，这样一个难得的艺术天才，居然精于计算，还当过十二年的生产队会计。

千好万好，洪木海有一样不好，就是嗜酒如命，爱发酒疯。尤其年过五旬以后，几乎是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有一种酒精依赖症。一旦喝醉，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人，顷刻间变成一个泼皮无赖，动辄以喝农药要挟家人。有一次，他喝醉了，又说要喝农药了。他的妻子听得耳朵生老茧了，以为又是狼来了，就从家里避了出去。不久，邻居叫她赶快回家，因为这次真的是狼来了，洪木海果然喝下农药，一命归西。

与琴锣说唱艺人洪木海一样，我的大伯伯王时忠老来学艺，也能表演独角戏，只是水平高低不可同日而语。

大伯伯是木匠，平时带三个徒弟，赚钱也多。徒弟的手艺尚未纯熟，做生活全靠师傅一人赶出来，辛苦劳累可想而知。最快的时候，大伯伯一天能做十六根小板凳，也算是小有名气的能工巧匠。他白天干活，晚上唱戏，天天如此，乐此不疲。从五十岁开始，他学习拉二胡，喜欢唱越剧。为此，他做了一个木架子，一边挂着一面小锣，一边绑着一块梆子，分别用细绳连到双脚，在脚底做了踩板，左脚一踩，敲打小锣，右脚一踩，敲打梆子。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吹拉弹唱，自娱自乐。

毕竟已经年过半百，嗓子差了，手脚硬了，大伯伯看着那本书名叫做《越剧戏考》的小册子，唱得不入韵，拉得不优美，听众并不多。好在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不怕难为情。每天收工以后，吃过晚饭，他便找一个人多的地方，自拉自唱起来。拉着唱着，进入状态，他便闭上眼睛，自我陶醉。就这样，拉呀唱呀，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听众越来越少，等他睁开眼睛，可能眼前一个听众也没有了，而时针已经指向午夜十二点。第二天，他照样起个大早，到东家做木工去，依然精力充沛，丝毫不受影响。

说大伯伯疯狂也好，执著也罢，他用琴弦抒发心中那份对于戏曲的无怨无悔的痴情。(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