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陈”泛指稻谷、大麦、小麦、大豆、小豆和芝麻等六种粮食，以其可以久藏﹐故称“六陈”。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非常关注“六陈”市场。

当年黄宅的“六陈”市场位于黄宅市基的东边，地面铺满了卵石，有着良好的排水设施，很适合各种农副产品的交易。每到集市日，这里熙熙攘攘，人员不断，农户在这里或购或粜，各取所需。

那时“六陈”市场属新店村的地域，他们有着地利之便，做着各种有关“六陈”的生意。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新店村在“六陈”市场设了六根大杆秤，每个房头各执掌一根，通过替农户称量粮食收取一点费用，成为村里一份源源不断的收入。我村和新店村属同宗关系，也分掌了其中的一根杆秤，由村民们轮流值守。

每到集市日，我村都会派出四位村民前往“六陈”市场，把一根大杆秤悬挂于秤架上，秤钩上挂一只大畚箕。一位村民专管称量，另一位村民把需要称量的粮食倒入大畚箕中，还有一位村民手拿小勺子，先在卖家的箩筐中兜一点货物，称量后又在买家的箩筐中取一点粮食，以此来抵双方的秤钱，最后一位村民用算盘帮着算出货物的钱款，四位村民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散市后把所得的各种粮食分门别类，挑回村庄，积少成多后，成为村里的一份集体资产，年终时用于村中的公益事业。

建国后，“六陈”市场一度非常兴旺，百姓在这里可以自由买卖，市场上除了常见的谷、麦之外，还有大豆、高粱、粟米和芝麻等，一些农户甚至把家中积下的一点米糠和麦皮等也拿到这里来贷卖，换取一点油盐钱。

“六陈”市场没有固定的摊位，乡民们把粮食装在箩筐里，有序地摆成几列，一些迟来的农户若找不到摆放的位置时，大家相互腾挪一下，挤出一点空间。

那时虽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但“六陈”市场完全是市场经济，其价格随着市场的供需而不断变化，且明显要高于国家规定的牌价，称为黑市价，因为牌价的粮食普通百姓不能随便购买，须凭粮票或饲料票才能供应。

前来购粮的村民在市场上挑挑拣拣，有的想购点粮食，有的想买点种子，还有的想要一些猪饲料，一边寻觅，一边问价，看到心仪的货物后，用手摸摸，用鼻嗅嗅，甚至用牙咬一下，以此来判断粮食的质量好坏和干燥程度。卖货人一边陪着小心，一边吹嘘着自己货物的质量，通过讨价还价，商妥出一个双方满意的价格，称量后货款两清。一些没有买卖的老农，也会到“六陈”市场转悠一下，看一看行情，打听一下价格，以期下次及时购粜。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中无粮可余，百姓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六陈”市场一度萧条。后来，“六陈”市场慢慢复苏，一些贩客做起粮食的买卖生意，他们在诸暨、义乌和我县的各个市场来回贩运，赚取一点差价。这些贩客大多数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运输工具，全靠人力肩挑，后来发展到用独轮车推拉。

三荒春头，那些无米下锅的家庭常到“六陈”市场购粮救急，一些农户乘机把口中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拿来销售，此时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再后来，那些贩客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予以打击，粮食也不能上“六陈”市场自由交易，贩客们只得在地下偷偷地进行，先把粮食藏在附近农家，人则站在“六陈”市场观望，碰到有顾客时，领到农户家中悄悄地交易，若不幸被“市管会”的工作人员查到，轻者进“学习班”学习，重则没收货物。

黄宅的集市日是每逢农历三、六、九之日，而其它市场则有一、四、七和二、五、八之分，“有关部门”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防止贩客在各个市场间来回贩卖粮食，曾一度把各个市场的集市日统一为公历逢五逢十日。每到旧集市日时，“市管会”人员守在要道处进行劝阻，不让乡民进入市场，硬生生地把旧集市日给更改了，百姓甚感不便，一时怨声载道，后来在老百姓的一片呼声中，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实施一段时间后就无疾而终了。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法律上取缔了“投机倒把罪”，市场不再禁锢，“六陈”市场又开始欣欣向荣，贩客们放开手脚，大胆地做起了各种生意，搞活了市场经济。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六陈”市场日渐式微，如今的“六陈”市场风光不再，已被遍布的粮油店取代了。

（作者：黄贞祥   网络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