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手艺人称呼有别，脑力劳动的叫先生，如风水先生、算命先生，以示尊敬；体力劳动的叫师傅，如木匠师傅、泥水师傅，还算客气；低贱的叫佬，如剃头佬、阉猪佬，语含贬义。不过，对剃头的当面称师傅，留点面子，背后叫剃头佬，不太客气，因为这一行属于贱业。

剃头师傅定期上门给村民剃头，实行包年制。夏秋季节十五天剃一次，冬春季节二十天剃一次。大人一年两块钱，外加两顿饭；小孩有的一块，有的五角，好商量的剃头师傅为了做成大人的生意，免费给小孩剃头；如果给婴儿剃满月头，主人给剃头师傅一个红包，少则两角，多则五角、一块。

到我村来剃头的，先是上了年纪的洪光师。他是浙江诸暨人，年轻时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后来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复员以后，住在前陈徐司村。他每次上门，肩背一只药箱一样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剪刀、推剪、剃刀、滑石粉和披肩布等工具，这副行头有点像赤脚医生。

小孩不爱剃头，一则讨厌自己的小脑袋被剃头师傅扭来扭去，身不由己，二则讨厌油渍渍的披肩布披在身上，相当恶心，任凭千呼万唤，就是不理不睬。最后，剃头师傅只好叫他们的爹娘出面，揪着耳朵拉来强剃，只剩下剪发一道程序，头也不肯洗，就一溜烟跑去玩了。所以，家乡有一句老古话叫做“小孩怕剃头，老人怕牵牛”。

当时，小孩流行剃扎箕头，就是在头的前部和顶上留有几毫米的短发，两边和后头边缘都剃光的发型，短发部分形似农家常用的扎箕。也有的小孩子剃成板刷头，留下短短的头发，看起来像板刷一样。至于爱美的后生，就剃西洋发，三七分开，将两边的头发往后面斜斜地飞翘着。至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十有八九剃大光头，无挂无碍，非常方便。我爷爷当年七十多岁，就是一个大光头，一把山羊胡，一袭粗布长衫。

洪光师生性幽默，常常故作怪脸，爱跟小孩开玩笑。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乡爆发吸血虫病，疫区在我们郑宅公社和相邻前陈公社交界处，徐司村是重中之重，村民十有七八得病死亡。洪光师命大，没有得病，于是调皮的小孩编了一首诅咒他的顺口溜：“洪光师，今日不死明朝死，明朝不死后日死，后日不死一锄头打你死！”他听了也不生气，依旧笑嘻嘻。等那个油嘴滑舌的小孩放松警惕了，他才搞突然袭击，一把抓住，无非是刮一个鼻子，或者吃一个爆栗子。

到了一九八〇年，洪光师年纪老了，上门剃头的换成郑宅广明村的永明师。

永明师这辈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到杭州干活。第二年，到浙江省农科所理发室工作，月薪四十三元。直到一九六三年，他才下放回家。后来，他到过江西吉安背过树，也到过江西丰城挖过煤、拉过矿，干过不少行当。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七九年，他从江西打工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店，还要上门剃头，忙得不可开交。

我家是例外，剃头从来不包年，都是付现钱。每隔个把月，妈妈一手抱着怀里的妹妹，一手拉着我，定期到村里的兴周师家去剃头。乡里乡亲的，价格很实惠，我们三人一共才花两角钱。

兴周师才一米四五的个子，从小营养不良，看起来像个大孩子，少气薄力，干不了田地里的重活，只有学剃头。后来，他的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没有得到很好治疗，烂成一个洞，越烂越大，看起来蛮吓人的，老早死去了。

上了初中，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到郑宅街上的理发店去剃头，每次的费用是一角五分。记得当时街上有五家剃头店，相互竞争，各有绝招。有时候，顾客等得不耐烦，就跑到别家理发店看看，有没有空一点。会做生意的溪泉师想出一招，不停讲笑话，一个接一个，引人入胜，顾客在不知不觉中把时间打发过去。

我还记得溪泉师曾经讲的一个笑话：有一个北方人到南方来，看见红红的石榴，一时心动，就买了两斤。他拿起一只石榴，没有剥皮，就咬了一口，又苦又麻，随手扔到溪上；再拿起一只石榴，再咬，再扔，直到全部扔光为止。

还有一个有关剃头的笑话，更加令人捧腹：有一个徒弟学剃头，师傅教他先用剃刀在西瓜上刮，练习浮手劲。师傅娘叫他去干杂活，他“哦”的应了一声，剃刀顺手劈在西瓜上，转身去干活了，久而久之，养成习惯。学习期满，徒弟正式给人剃头。这时，师傅娘又叫他干杂活了，他又“哦”的一声，将剃刀劈在人的头上，鲜血直流。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街上的理发店纷纷改名美发室，增加服务项目——烫发。大姑娘小嫂子趋之若鹜，纷纷把直发烫成卷发，与喇叭裤一起，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种新时尚。(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