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瓦匠，与泥水匠、木匠、石匠、铁匠一样，都供奉鲁班师为祖师爷，合称五匠。传说当初瓦匠向鲁班师学手艺的时候，因为嘴馋，骗人钱财，被赶走了。因此，其他四种工匠都瞧不起瓦匠，不愿与他们为伍。

我第一次接触瓦匠，是在一九七七年。当时，我们大队决定建立一家社队企业——深二砖瓦厂。对社员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兴师动众。没有挖土机，社员们从附近的田里挑来泥土，倒在窑上。当时，妈妈在砖瓦窑挑土，挑一担泥土得到一根竹签，最后折算成工分，而分签的就是我的大哥。没有压土机，靠夯锤夯实泥土。所谓夯锤，就是一块正方形的厚石板，四角安装了四个铁环，每个铁环两边各系一条麻绳，八个人同时拉起麻绳，夯锤离地跃起，同时放松麻绳，夯锤自然落下，从而压实泥土。夯锤夯土要做到步调一致，必须喊号子：“杭唷，杭唷，杭唷……”我因人太小，力气不够，泥土挑不动，喜欢拉夯锤，号子喊得比大人还要响。

众人拾柴火焰高，砖瓦窑不久就砌好了。从此，大人忙生产，小孩忙游戏，我的童年时代又多了一个游乐场，碰到许多好玩的事。
烧砖瓦的泥土，是田地下层的黏土。这种黏土韧性好，不易开裂，给小孩做游戏用的手枪正合适。瓦匠剔除表层的浮泥，像蚂蚁搬家一样，一锄头一锄头，慢慢地把深层的粘土挖走。天长日久，本来是平整的稻田或者突兀的高地，变成下陷的池塘。
瓦匠把粘土摊成一个高约尺余的圆饼，泼上水，牵来一头水牛，让它在上面转圈踩踏，一圈、两圈、三圈……不知道要转上几百上千圈，直踩得脚下的粘土熟透为止。我们经常围着转圈的水牛傻看，兴味盎然。

从钢模子里压出来的洋瓦和砖头的湿毛坯，一排一排垒得整整齐齐，晒干装窑。可老天喜怒无常，阴晴不定，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儿就下起瓢泼大雨。这些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毛坯如果被雨淋了，就变成一堆烂泥。每当乌云突起的时候，瓦匠就停下手中的活，飞奔而来，急忙把预先准备的草袋盖在砖瓦的毛坯上，避风遮雨。
砖瓦的毛坯晒干以后，装窑点火，两个工人轮流值班，昼夜不停，把成捆松枝或者麦秆扔进窑口，燃起熊熊大火。还有一个专门控制火候的瓦匠，是岩头毛尤村人，名叫王思远，人称远师。
远师根据瓦坯的干度、季节的气温和空气的湿度以及燃柴的火力等因素，判断闭窑的火候。一窑砖瓦烧得好坏，全凭他的经验。烧砖瓦至少一个礼拜，前三天用慢火烧，把水分烧掉，后四天用旺火烧，接连不断地把一捆捆松枝扔进窑内，保持旺盛的火焰。等到窑内的砖瓦烧得颜色通红，浑然一体，分辨不出哪是砖哪是瓦，就用砖泥封闭窑口。
烧火之前，预先在砖瓦窑顶部的圆形天窗上，用泥坯做的砖头砌好，呈圆弧形，不致塌陷。闭窑之后，用泥土把天窗四周围住，灌进冷水，使砖瓦窑慢慢冷却。如果天窗没有砌好，水直接渗漏进去，砖瓦急剧降温，就会碎掉。冷却三天三夜之后，才能开窑。
记得在开窑之前，瓦匠充满期待和焦灼，希望烧出一窑好砖瓦，都是成品，只怕火候烧得不够或者过头，废品和次品太多。他们当时的心情，就像押宝的赌徒，是输是赢，心里没底。开窑之后，窑口的砖瓦往往烧过头，容易变形，硬度很高；后壁的砖瓦烧得不够，颜色偏黄，就像人得了黄胖病，俗称黄胖瓦、黄胖砖；中间的砖瓦烧得正好，形状周正，硬度适中，多是正品。
在闭窑后的三天时间里，天池上热气腾腾。小孩子纷纷上前围观，既好奇，又害怕，只怕掉进天池。有一次，远师喝醉了酒，爬上天池察看的时候，不慎滑到，掉了进去，幸好被人拉起，烫坏一大片皮肤。
上世纪七十年代，浙江绍兴、萧山、永康、东阳等地喜欢用洋瓦盖房子，每片卖三角五分钱。洋瓦既不怕风，也不怕漏，尤其是翻漏时，人可以从上面踩过去，哪片破了换哪片，不会碎掉，相当方便。
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开始建平顶的钢筋水泥房，洋瓦一下子英雄无用武之地，销路渐渐差下去了。过了几年，大队里的洋瓦厂倒闭了；又过了几年，废弃的砖瓦窑也倒塌了；再过了几年，农村里搞土地平整，砖瓦窑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