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出国留学渐成热潮。先是清政府选派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紧接着“五四”时期又有一些人涌向法国深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部分人前往苏联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前不少留学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东瀛日本。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出于建设发展需要又相继派出留学生，到今天出国留学变成一种较为平常的情形，足迹遍及全球欧美等多个国家。一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起伏但从未停步，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一波又一波的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在通向世界各国的留学生队伍里，也留下了我们浦江人的身影。

（百年清华大学）

据现有查找到的资料，截至1936年，民国时期浦江籍留学生共计有29人，主要集中在日本、法国和美国三个国家。他们是赴日本的王晞辰、石有缵、朱宗福、朱新、吴士绶、戚隆乾、贾仲照、陈瑛、陈景鎏、陈秉正、张梦魁、张若舟、楼国祯、葛武棨、张良民、黄真民、黄在中、黄必勇、黄祖铎、周炳荣、徐维新；赴法国的于能模、陈琦、陈琮；赴美国的黄初葵、钟道瓒、钟道锠等，由于所学专业各有不同，服务社会领域也各有差异。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自晚清起，日本一直是我国首选的留学国。鲁迅、郭沫若、钱玄同、夏衍、郁达夫、李叔同等都曾留学日本。这一方面固然与戊戌变法后兴起的对日本研究有关，明治维新后，同文同种的日本迅速变得强大，介绍日本的各种书籍引发了国人广泛的兴趣。另一方面，留学日本路近、钱省、文字困难少。但因受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留学日本早期，文科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而法政科又在其中成为主流。浦江籍的王晞辰便是代表，他就读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王晞辰后来参加了章伯钧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改组前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解放后，他调任杭州负责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工作并兼任秘书处处长，以后加入九三学社。这种留学结构的形成与晚清时期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积极宣传政治主张和革命学说有关，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而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更是于当年在日本创办法政学校，招收中国革命志士，培养革命干部，以便为日后所用。正因为此，留日学生在民国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政界和军界成了他们纵横捭阖的突出领域，浦江人葛武棨、黄必勇即于1927年同一年赴日留学，时间上稍有先后。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留学史上是作为向西方学习的跳板，极方便的给中国人提供了参照。

葛武棨，杭坪寺坪村人。青年时期，葛武棨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未果，他就在校门外演出旧戏《哭秦庭》——为请兵抒国难，哭了三天三夜，终于被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发现(一说为其“豪言壮语”惊动总教官何应钦、校长蒋介石)，被特许录取进第二期工科。后葛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开始注目政治。此学会与黄埔军校内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第二年他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后受蒋介石指派组建黄埔军校同学会，参加北伐，挥师入浙，做了东路军驻杭办事处主任。“四一二”事变后，葛武棨被中央党部指派为中央特派员，抵浙清党，接收改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思想反动。南京政府成立后，葛武棨被保送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还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回来，在浦江乡下招摇了一阵子。回国后，葛任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后来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成为力行社主要成员，矢志效忠蒋介石。西安事变时随侍蒋介石左右，同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半个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南京，却被留在西北了。抗战爆发后，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不久，葛被同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复兴社(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胡宗南邀去西安，做了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教育长，1947年跻身陆军中将。

稍晚赴日留学的还有一个人吴士绶，他是前吴村人。1931年，吴士绶在长兄吴士槐资助下，进日本帝国医科大学青山外科研究室学习，历时五年，获医学博士。学成归国后，吴士绶担任了广东陆军医学校教授、外科主任，兼粤军陈济棠部上校军医。后应江苏医学院之聘，专任外科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抗战后回到上海执业行医，同时兼任东南医学院外科教授。解放后，吴士绶创办了普陀区西康联合诊所，筹建街道医院，被誉为“上海第一刀”。一生著有《实用胆道手术图解》等多部专著，学以致用，在外科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留日学生中，还有县城后街的陈瑛。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二天，一架日机迷失方向坠毁于浦江北乡朱宅附近的山间，飞行员跳伞。因语言不通，县政府指派曾留学日本的陈瑛临时担任了翻译。陈瑛后来随筹备台湾师范学院的张同光去了宝岛，做了学院的总务处长，一直滞留台湾。

民国初期，青年人受多种政治影响，认为要建立共和国必须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样板——法国留学。但是国内局势动荡财政紧张，政府无法满足到法国留学的经费要求，所以赴法留学生就倡导并实施一种“勤俭留学”的新学风，以后成为一种风尚。在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其次是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大中专生和各种职业的成人。由于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留学生只能进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读书，到大学读书的并不多。后街的陈琦等家境富裕，入了法国巴黎大学法科政治经济系，归国后成为国民政府审计院的协审。

于能模，浦南前于人，国立北洋大学毕业，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英文教员。他与吴士绶一样，也是受亲友资助才远赴重洋前往法国留学的，进入巴黎大学国际法研究院，学习期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8年毕业回国后，被国民政府聘为第一届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并兼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官训练所教授、特种编译委员会编纂部主任，主张抗日救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于能模任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遂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前往事发地调查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事变真相。但国家积贫积弱，国联也敷衍了事，调查一事不了了之。于能模一生生活俭朴，桑梓情深。1934年浦江大旱，前于受灾严重，他用自己积蓄购得大米两百担和部分衣服救济乡里。一度担任南京“浦江旅京同乡会”召集人，1949年赴台。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老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根据双方协议，又创办了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同年，清政府制定《遣派游美学生规程》，提出应有80%的学生学习工业技术、农学、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机械工程及银行等专业，其余20%学习法律及政治学。在此规程的基础上，外务部和学部拟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大纲》，对留美事务做出具体规定。当然，官费以外也有部分以自费的形式选择留美。我国后来一大批有影响的科学家即来自于这些“庚子赔款”的留学生。

在民国浦江籍留学生中，钟道锠是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着诸多贡献的人，他是黄宅钟村人。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先是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前后七年，先后就读威脱华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机械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是任上海美孚石油公司工程师。其后投身兵工事业，加入国民政府兵工署金陵兵工厂，历任工程师、工务处长等。“两广事变”平息后，钟道锠奉调抵粤，接管广东兵工厂，被委任为厂长。经国民政府军政部铨叙核准，以少将衔实缺录用。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兵工厂移至广西融县(今融安县)，与广西兵工厂合并，次年改称为第四十一厂，继续任厂长。两年后，该厂奉令迁往贵州桐梓南郊傅家洞恢复生产，月产捷克式轻机枪300挺、中正式步枪1000余支，源源不断输往抗日前线。当时，兵工厂占地700余亩，鼎盛时期有职工6000余人，规模不小。为解决电力供应问题，钟道锠利用天门河流水落差兴建发电站，由美机将重达百余吨的发电机组从美国经印度飞越驼峰航线运抵昆明，再转桐梓，于1945年建成发电，成为我国最早的岩溶地下发电站，改写了贵州无水力发电的历史。现该发电机组仍运转正常，被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钟道锠在抗战期间对于兵工事业呕心沥血，贡献杰出，获得过军政部兵工署“大维鼎”，授中将衔。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长陈毅力邀他出山，他欣然应允，任职上海华东船舶工业局，投身船舶工业。还先后调任武汉内燃机厂、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参与筹建洛阳拖拉机厂，为国家建设不遗余力，尽显赤子之心。（作者：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