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浙江兰溪人。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20世纪以来，在美术领域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新人物画的诞生与发展，方增先的人物画则最为突出，他把西方造型系统改造成适应中国画所需要的基础，又吸收了中国人物水墨艺术的精髓，使之有机结合，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代表作有五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六十年代的《说红书》、七十年代的《艳阳天》，他们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是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的艺术“经典”。

在会客厅的一角记录了方增先所获得的奖项

　　耄耋之年获终身成就奖，诗词成作画基础

　　2014年，上海文学艺术奖在停办了12年后重启，经过评选，方增先获得了第六届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殊荣。如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定居在上海松江，两幢古朴的别墅在花草树木的点缀下别有一番韵味。

　　记者刚进入方增先先生家的会客厅，就闻到了一股呛鼻的中药味儿。方子虹(方增先的儿子)告诉记者，方增先最近一年的身体都不太好，中药主要是以调理为主，这一次查出来脊椎有一点变形，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

　　在会客厅的墙上，摆放着方增先多年以来所获得的一些奖项，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一副用草书书写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近年来，父亲因为身体原因，书法较作画会多一些。方子虹说，“画一幅画，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这个精力。”《祭天》是方增先在2007年完成的，也是最近的一副画作，画幅高近2米，长十几米的。“父亲喜欢作旧诗。《祭天》的创作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他喜欢先做一首诗再画一幅画。当时也没有这个条件，1984年的时候他就先作诗立意。”方子虹说道。

方增先用草书书写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因“单纯”改画国画，《说红书》就是那个时代的电视机

　　“父亲在24岁的时候就完成了《粒粒皆辛苦》，在那个时候的发行量是空前的，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全国居民没有自来水要到一个集中接水的地方去，淘米洗菜。那个时候每一个供水的地方都有一张《粒粒皆辛苦》。”方子虹说。

　　其实，方增先最初是画油画的，因为受到特殊时期的影响，领导找到他，告诉他不要画油画了，画我们中国的国画，之后方增先就开始了国画的创作。“那个时候父亲因为单纯，不去想个人爱好就是去完成国家的任务。那个时候作为美术工作者，画完一幅作品也不签名，只是在最后有一个作者名，字就很小。”方子虹比划着告诉记者。

　　到了六十年代，方增先创作的《说红书》同样受到了百姓的喜爱，方子虹说：“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以前也没有电视机，就放《说红书》这幅画，这幅画也奠定了父亲不可撼动的地位。这个时候虽然他年纪还不是老先生，但是实力已经是老先生了。”

方增先作品《说红书》

　　作画不考虑获奖，画《说红书》病倒家人不知

　　就在记者与方子虹对话时，方增先先生推开了门，他把轮椅当作自己的拐杖，推行着走进了会客厅，坐了下来。头戴一顶灰色的鸭舌帽，藏青的毛衣外裹着一件羽绒马甲，伴随在他左右的是他的妻子。听到记者与方子虹正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方增先也立马打起了精神。

　　当问及关于获得第六届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他停顿了良久后迸出了几个字，“就是感谢领导比较关注”。“艺术是在发展的，不能停在一点上面，就是经常要探索一下。”方增先补充道，“画画都不是为了获奖。它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希望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的发展。”

　　方增先早起一直致力于美术的教学工作，直到1983年开始定居上海，后时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美术馆长。方子虹告诉记者，方增先是两个三十年，三十年在浙江美院教书，三十年在上海美术馆当馆长。“来上海是因为上海出版的机会多一些。画家的作品要与观众见面唯一的方法就是出版。杭州这边相对闭塞一点，而且我母亲与我都在上海生活。当时，也是响应号召，解决知识分子两地分居的一个问题。他就响应指示跟家人团聚了，他调了30年才调回来难以想象啊!他跟我妈结婚以后就没团聚，两地分居。”

　　方增先的妻子又补充道：我十九岁毕业，毕业了以后，二十岁就到上海来了，他们小家伙到最后都大学了，爸爸才回来的。当时是要坐八个小时的火车，非常的痛苦，他的身体也不好。但他吃的起苦，他住过学生宿舍，也住过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双层铺啊，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但他画画兴趣大得很，全心全意扑到画上，画完这个画那个。他画《说红书》的时候，画得筋疲力尽，画到生病为止，我们都不知道。”

　　为创作徒步爬上4000多米高峰，钟情藏民的质朴

　　除了教学与作画外，方增先多次前往西北考察写生，自1955年他就走进藏区。因此，后期一些人物画也多为藏民。藏族题材的作品亦是从80年代开始涌现，最后一次赴西北则是在九十年代初。

                                       方增先作品《祭天》

　　“西北空气很稀薄，山上饭也烧不熟，后来就带压力锅。”方增先告诉记者。“压力锅也烧不熟!”方增先的妻子说道。2007年完成的作品《祭天》，既是藏民祭天的写照，亦是他自己久蕴心底的真诚的“天问”，是他欲表达心中的苦涩和自己对现代文明中人性日渐失落状况的反思。

　　对于当时祭山神的场景，方增先还是历历在目：藏族人都是骑马上去的，我是走上去的，因为我想好不容易来一次，下次就再也看不见了。方增先的妻子告诉记者：“山海拔4000多米，当时我和藏族的书记都爬不上去，就在半山腰等着。那时候他大概六十多岁。”

　　为何对藏民情有独钟?方增先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人啊，藏民身上总有一点农村那种比较质朴的东西。”方子虹又说道：“那里的人身处的环境比较艰苦，他就会感觉出人本来的一种东西。他们还保持着，但城里的人可能就没有了。”